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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机械复制”也并未束手就擒。一方面，印刷图书这类传统复制的市场仍然广阔。以深圳为例，近年人均阅读纸质书的数量一直在增长。另一方面，大规模复制正在数字端卷土重来。以报纸为例，每次更新的内容，正以数字形式抵达比机械复制时代更广泛的读者。《纽约时报》的印刷版平日刊发行量已经跌至最近的30多万份，但其数字订户却在10年内从无到有发展到近800万个。《人民日报》客户端的下载量3年前就突破2亿。
辜晓进
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
博士生导师
新闻学科带头人
抄写书籍，是人类发明文字以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基本形态。革这种形态命的是印刷术。无论是在作为活字印刷术发明国的中国，还是在首创机械化印刷的德国，都带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“传播革命”。美国政治网站“538”的创始人纳特·西尔弗在其名著《信号与噪声》中说，“人类最初的信息技术革命并非始于微型芯片的发明，而是以印刷机的诞生为开端的。”
但书面文图毕竟不是信息的全部。记载人类活动的声音、影像和真实图片含有更丰富鲜活的信息。这些信息又因稍纵即逝、“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”而弥足珍贵。于是，以机械方式记录、复制、传播此类信息的技术，便形成又一次“革命”。问题在于，到了数字时代，那种始于印刷机的“一对多”的大量复制，是否就一去不复返了呢？答案看似必然肯定，但也不尽然。
印刷机驱动的发展仍在继续
在西方传播学界，对印刷机之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，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西尔弗认为，在1440年古腾堡发明印刷机之前，虽然书籍早已存在，但书的数量和读书人都很少，因为抄写员每抄写5页的费用大约要1弗洛林（一种价值200美元的意大利金币），一本500页的书就要2万美元才能得到。“而且，经过无数次的抄写，书中难免有大量的抄写错误，这些错误代代相传，成倍增加，甚至还会演变成与原意相反的错误。”所以“印刷机的发明点燃了1775年的工业革命之火，也促成了人类文明的迅猛发展”。
作为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伊丽莎白·爱森斯坦，耗时15年写出近800万字的《作为变革动机的印刷机》。她在书中用大量事实证明了一系列关于印刷机作用的判断，诸如：印刷机推动了宗教改革；印刷机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最主要推手；没有产生“公共知识”印刷术就没有近代科学等。她引用过一个统计：在印刷机诞生后的50年里，共印行了800万册书，比此前1000多年“全体欧洲抄书人完成的手抄书的总和还要多”。
在这本被翻译家何道宽教授称为“难如登天”的译著中，同为近代科学先驱的哥白尼和维萨里成了关于印刷机的正反案例。哥白尼“在人生的大部分岁月里都规避印刷机”，直至生命尽头才决定将《天体运行论》出版，大大影响了他的发现及其倡导的理论的传播与普及。在他死后问世的这本书才因广泛传播而“引起轰动”。而他同时代的年轻解剖学家维萨里却“急忙印书”，“在印刷所度过了大量的时光”，其《人体构造》很早就誉满欧洲。达芬奇也是一例。其笔记几百年后刊行于世时，人们才发现他的科学发现和对20世纪科学趋势的洞见如此惊世骇俗，其中不少知识迄今仍成谜。
到了数字时代，报刊等大规模印刷的媒体即将成为历史，而图书印刷仍生命之树长青。笔者是电子书的铁杆拥趸，从20年前的汉王到近10多年Kindle的四个版本等阅读设备都曾买过。但即便是最新版的Kindle，除大容量便携外，仍弊端多多，显示笨拙，显然还无法完全取代纸质图书，人类的知识生产仍借助印刷机滚滚向前。
机械复制的情感与空间化表达
去年8月，坪山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“声音展”。我从中听到了爱迪生的儿歌朗诵、托尔斯泰用四种语言朗读的《每日箴言》以及南丁格尔等一批珍贵的语音。据说这是大英图书馆的声音展首次走出英国，声音数据库存储了超过650万种人类和自然的声音。我曾想，如果孔夫子和弟子的谈话被录制下来，在体现其思想精髓和真实表达方面，一定远胜我们现在看到的《论语》吧？同样，假如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演奏被记录，今人也就不会为他的《无穷动》能否在3分3秒中完成而将信将疑了。
声音和影像都包含了难以用文字表述或证明的人类情感和历史真实，它们也是一种空间化的信息呈现，对其的记录与复制因而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和科学意义。影像记录的问世早于声音的录制。虽然墨子和他的学生早已做过“小孔成像”的“倒立人”实验，但还要再过2200多年，人类才诞生第一张可保存的照片。再过半个多世纪，才出现被称作“电影”的活动影像。录音技术则始于爱迪生1877年前后发明的“圆筒留声机”。从那以后，音乐的重复再现才成为可能。
瓦尔特·本雅明虽然对机械复制于绘画艺术仪式感的冲击持批评态度，但在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》中，仍对卡夫卡6岁时（1889年）照片里那“无限哀愁”“孤立无援”“似乎在世间迷失了自我”的表情感叹不已。此后，影像和声音都成功实现了大规模的机械复制，并在20世纪与图书、报刊、广电等一同被归入“大众传媒”范畴，构成机械复制时代的鼎盛时期。
大众传播的消解与后机械复制时代
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真正后果，要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后才切实体现出来。智能手机的普及与社交媒体的兴盛，彻底改变了人类信息传播的生态。UGC（用户生产内容）、OGC（机构生产内容）正在冲击甚至一定程度上取代PGC（专业生产内容），动的都是大众传媒的奶酪。
显然，媒介多元化、去中心化乃至“万物皆媒”的发展趋势，解构了大众传播赖以生存的基本机制，个性化传播渐成潮流。正如美国《连线》杂志主编克里斯·安德森在10多年前出版的《长尾理论》中所说，“大规模市场正在转化成数不尽的小市场，而且，这种趋势愈演愈烈。”他举例说，历史上50大畅销唱片大多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录制的，而没有一张是在过去5年中录制的。我们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。大量音乐爱好者通过腾讯音乐、网易音乐或苹果音乐等获取所需，而不再购买CD（Apple Music已将其数据库9000万首乐曲提升为无损模式）。试想，如果图书馆也具备足够丰富的藏量，且像数码音乐那样易得并与线下质量趋同（CD和在线音乐的信息呈现本质上是一样的），人们还会买书吗？好在正如之前所说，图书的数字阅读还远未达到印刷版的满意程度。
但“机械复制”也并未束手就擒。一方面，印刷图书这类传统复制的市场仍然广阔。以深圳为例，近年人均阅读纸质书的数量一直在增长。甚至CD和黑胶唱片的销量在沉寂多年后也重现增长之势。据美国唱片业协会今年3月数据，2021年美国CD销量20年来首次正增长，黑胶甚至同比实现50.4%的暴增。另一方面，大规模复制正在数字端卷土重来。以报纸为例，每次更新的内容，正以数字形式抵达比机械复制时代更广泛的读者。《纽约时报》的印刷版平日刊发行量已经跌至最近的30多万份，但其数字订户却在10年内从无到有发展到近800万个。《人民日报》客户端的下载量3年前就突破2亿。
当然，数字时代的大规模复制，不再是单纯机械式的，但逻辑是一样的，即某种原创内容以人为的手段大量复制，覆盖广大受众。
延伸
阅读
《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：
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》
（美）伊丽莎白·爱森斯坦
著
何道宽 译
北京大学出版社
2010年9月
本书分两卷、共三部分。第一部分的重点是西欧从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过渡，尝试勾勒这一次传播革命的主要特征。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论述这次传播革命和其他社会发展的关系，这些变革通常被认为与其相关的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联系在一起。
印刷术
